贵州自古不产盐，截止民国，食盐基本由四川运往贵州销售，民国16年以前，贵州还不通公路，所以，运输方式基本是人挑马驮，部分路线可以依仗水路运输，可是由于水路时宽时窄，加之水流时涨时落，运输起来诸多不便。可能现在的人不太理解当时食盐在普通百姓人家的珍稀程度，举个例子，当时老百姓吃盐，不是按自己的口味来任意增加或者减少食盐的数量，而是将食盐用一根绳子悬挂在灶台上方，实用的方法又分两种，其一，用餐的时候，用舌头在吊着的盐块上舔舔就算是吃盐了；其二，把盐块放在锅里浸一下，然后再放蔬菜进去翻炒。俗称“吊盐”和“涮盐”“打滚盐”。由于气候，战乱等各种原因使得盐巴不能顺利入黔分销，有时“斗米不得斤盐”的状况时有发生，原因是商人大量囤积，导致供不应求。古时由川入黔的食盐运输，最开始是用货币结算途中的运输费用，形式分为铜钱和碎银，这里不由得吐槽一下，现在某些影视剧动不动就从衣袖里摸出一锭银子，还重达50两。事实上在民间，老百姓基本用的是碎银，其价值也分银子的纯度而有不同。盐税由铜钱最后要统一核算为银两，将所有碎银统一重新融化浇铸为官银，收归地方财政，然后在上缴国库。贵州在周西城执政以前，川盐入黔的路线基本有四条路线，从不同方向将食盐运往不同的地区，在四川境内基本都是水路运输，到达川黔边界大部分路段改为陆路运输，这四条道路分别是仁岸一线，合江经赤水－猿猴－土城－二郎滩－马桑坪－茅台村－鸭溪－刀靶水－扎佐－贵阳；茅台－金沙；金沙－烂泥沟－安顺。綦岸一线，江津－桐梓－松坎－遵义；石磕镇－正安的安场。伏案一线，涪陵－龚滩河－沿河－江口－思南。永岸一线，永宁－叙永－毕节（毕节分别发往威宁，水城，盘县）；叙永－大定（大方县）瓢儿井－大定，普定，织金，纳雍等。自从贵州平远县（今织金）人，晚清名臣丁宝桢任四川总督以来，决定改革食盐税制度，将食盐的产供销实行垄断，既榷盐法。派遣专人前往贵州整顿盐务，虽然在丁宝桢的一生中，此举并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项政绩，但对于贵州的盐运史却有着重要的影响。当然让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发明的“宫保鸡丁”这一菜肴。丁宝桢亲自委派贵州遵义人唐炯督办盐务，唐炯有推荐华联辉协助。在四川设置盐茶道暑，在自流井设置官运局，一切招商引资均在官方监督下进行。商人需按约定的食盐销量向官府纳税，实行认购认销，禁止食盐在民间的自由流通。本质上虽然增加了朝廷的税收，实际换汤不换药，食盐到老百姓手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但是这一制度的施行直至公元年。解放前贵州的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就是靠盐税，当然，最有利可图还是烟税。现在的食盐都是细颗粒的晶体状，当时为了减少在运输中的损耗，将食盐制成块状。民国时期，一包井盐大概为斤重，为了避免各个地方在价值换算中由于流通的货币不同，从而造成无法准确估算的情况，通常运输期间无论是水运，陆运，储存等形成的成本均以食盐作为一般等价物，例如，一包斤的食盐，途中没有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到达贵阳，折算下来，途中的运输成本约为84斤。根据路程、时间、人工因素各地标准约有不同。既然食盐在产销过程中存在较高的利润，资本的嗅觉自然灵敏不过，较长时间内，贵州的食盐运输、销售并不是贵州本地人把持，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贵州本地的官僚资本自是不会袖手旁观，事情的转机还得从何应钦的胞弟王伯群说起，王伯群为了筹集在官场上的资金，与贵州本地商人合作，首先由商人创办永岸盐号，然后通过本地钱庄运作成商业银行，王伯群则通过与何应钦的关系，与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经过几番讨价还价，争取到部分仁岸一线的食盐购销份额。王伯群在其创立的“聚康银行”占干股（万法币）。盐号正式命名为“贵州仁记利民盐号”。当时吴鼎昌任贵州省长，吴与其他盐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地商人联名申请和上层共同运作，终于得到仁岸一线部分购销权。民国成立后，在四川设盐运公署，在产盐地设置盐务局，食盐可以自由流通。新的盐商诞生，当然，这些盐商多带有官方背景，一般的有资金的商人基本无法涉足其中。民国时期的治安状况极为不安定，所以每条盐运线路多会招募私人武装沿途护送，以确保资金和货物的安全。盐商之间也是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往。解放之初，由于公路可以直达产区，食盐的运输基本改为汽车托运，那时沿途还有大小不一的各路土匪，所以由部队车辆负责专门押运，从贵州将土特产，如桐油，五倍子等运往重庆，然后再将食盐运回贵州，往返时间大为缩短，但任需5天左右的时间。贵阳市有一地名，至今也与当时的食盐贸易息息相关，那就是位于云岩区小宅区的盐务街，如今还是盐务集团的办公地点和家属院。可见这条不足米道路，见证了多少历史的更迭和逸闻趣事。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1xbbk.net/jwbls/637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