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雀斑北京医院 http://disease.39.net/bjzkbdfyy/210709/9162103.html 客家百年围龙屋航拍图
据族谱记载，满清时期曾祖父达奎公曾经娶过两个妻子，前妻吴氏生下两子升荣和超荣；后妻谢氏，生下四子，康荣、望荣、廷荣、德荣。我的爷爷曹望荣，在我出生时就去世了，只是听父母亲说过人长得比较高，因为家里没有田地，靠挑担子、撑船等苦力为生。奶奶颜氏，出生于热柘镇韩坑村，嫁给爷爷之后生了11个孩子，养活了八个，在那个时候的农村存活率也算是比较高的了。二姑出嫁到蕉岭县黄坑村张家，四姑嫁到热水村茶园下徐家，五姑很小就被卖到热柘镇再坑村叶家当童养媳，十姑嫁到大柘镇姚家。这些姑姑平时都是经常来往的，所以有比较深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四姑，来往得比较多，长得特别像我奶奶，说话也细声细气的，对我们兄弟特别关爱，四姑家在一条小河边，风景很美，四姑家里种有几棵沙田柚树，果实特别鲜甜，比现在大规模种植以后的沙田柚好吃多了。印象中柚子成熟之后，我们兄弟们就会去四姑家摘柚子，家里杀了猪，或者有什么好吃的，父亲也会叫我们送过去给四姑一些。
父亲排行第八名延龙，有四个兄弟，六大伯延金，九叔延凤，最小（排行11）的叔叔延凰，后改名生盛（我们叫细叔）。六大伯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下南洋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后来还回来娶了妻子张氏，是平远县坝头镇张烟村人，此后就一直没有回来过。听母亲说过，细叔去南洋时还很小，可能也就18、19岁左右，在解放前夕去了南洋，一直没有回来过。年前后，我和同事访问印尼雅加达，还特意去寻访六大伯和细叔家人，见到了六伯母和几位堂兄弟姐妹，六伯母已经行走不方便，坐在轮椅上了。随着老一代人的去世，第二代、第三代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来往了，有一位堂姐在几年前还来过广州旅游，我还专门接待她住在学校一位印尼归侨开的家庭旅馆。细叔的女婿有时候还偶尔会和我的儿子保持电子邮件联系。
因为我们兄弟很小的时候就搬到店岗村外婆家生活，所以，对奶奶的印象不太深，只是后来我们一家重新回到奶奶居住的祠堂下之后，奶奶才重新与我们家生活在一起，但那个时候她已经生病了，去世前几年都是卧床不起，我们兄弟们都照顾过，端盆子屎倒尿的活都干过的。小时候对奶奶印象最深的就是她老人家的房间里总是有一些好吃的东西，印尼的大伯和叔叔经常会从海外寄一些饼干、猪肉罐头等洋食品回来接济家人，我每次从店岗外婆家到祠堂下玩，奶奶就会把我悄悄地叫到她的房间里，给我几块饼干，吃几口猪肉罐头，那味道真香啊，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情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我对东南亚(古称“南洋”)的兴趣最早可能萌生于儿童时期那种对食物的渴求，源于奶奶给我吃的那些小洋饼干和洋罐头，源于祠堂下老屋奶奶住过的那个房间。我出生和成长于物质匮乏的年代，幸运的是，我在印度尼西亚的大伯和叔叔经常会邮寄食品和侨汇接济我们，使我们一家免受饥饿。小时候我常常在想，南洋怎么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啊，我要是能够去南洋，那该有多好啊!在儿童时期，奶奶一边给我好吃的东西，一边遥指南方对我说，你的大伯和叔叔在南洋，你长大了也“下南洋”。虽然我长大了没有像她老人家说的那样“下南洋”，但也与南洋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研究南洋问题，与南洋华侨华人做朋友，了解他们，研究他们。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脾气是比较温和的，起码与他的九弟（九叔）相比，父亲的脾气算是较好的了。九叔的脾气更为火爆一些，加上九叔经常喝酒，一旦喝多了，脾气自然就上来了。父亲偶尔也会发脾气，一旦发起脾气来，那是很令人害怕的。我是家中的老三，比较調皮，有时候也偷懒，因为上面还有哥哥，下面还有弟弟，遇到事情总想推给其他兄弟，为此也曾经挨过父亲的痛揍，但次数不算多，兄弟中挨揍比较多的可能是老五和老七，兄弟们中的老大，老实听话，好像从来没有被父母亲打骂过。二哥和我算是被打骂比较少的，可能是比较早懂事的缘故吧。父亲虽然不轻易发脾气，但一旦发起脾气来，那是怒不可遏，谁都劝不住。父亲打人有一个特点，就是随手操起脚上穿的拖鞋就打，且往头上打，那时候的拖鞋都是用旧橡胶（旧汽车轮胎）做的，特别结实，打起人来特别痛，被揍的地方就鼓起一个大包，外婆和母亲都特别心痛，事后总会想法安慰被打的孩子，反复交待我们要听话，不要惹父亲生气。我记得有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父亲狠狠地揍了一顿，头上起了几个大包，母亲非常心痛，还流了泪，骂父亲太狠心，把自己的孩子打得这么惨。
与父亲的严厉相比，母亲则是温和的，慈善的。母亲好像从不打骂儿子们，好像我们兄弟们也比较争气，在学校读书总是排在前列，我们兄弟们在学校读书从来是不用父母亲过问和督促的，在生产队劳动也从不偷懒，在家也是尽量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包括放牛、做饭、带小弟弟等。在我印象中，四弟是经常背小弟弟的，六弟、七弟都背过，母亲还开玩笑说，四弟长得不高是因为背弟弟背得太多了。
我现在还记得，每逢我生日时，母亲在大家都吃完晚饭后悄悄地跟我说，等会你做完作业回来一下厨房，母亲和外婆会在厨房里用水煮好一个鸡蛋或者是其他好吃的东西，然后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你今天吃了这个鸡蛋，就又长了一岁了。我想其他兄弟们应该都有这个待遇的，只是，那个贫困的时代，只能单独给生日的那位兄弟吃。一个鸡蛋，在当时可是很值钱的东西，可以卖一毛钱，可以买几斤盐，还可能换几本作业本。一个鸡蛋，庆祝生日，在今天的人看来是不可思议，但对于当时我们兄弟来说却是一种记忆，是母亲和家人的恩情，是儿子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亲情和母爱。我到现在都还喜欢吃水煮鸡蛋，吃起来总是津津有味，总是吃不腻。我老婆经常会说，你这是因为小时候缺吃的，现在想想，应该还不止这个含义，还包含有对母亲的思念，当年母亲用她的最质朴的方式庆祝儿子的生日。什么是母爱，我想这就是母爱，这就是慈母之心！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是比较穷困和艰难的。那时的农民辛苦一年，除了一点点维持生命的口粮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所得。如果碰上自然灾害，就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是严重不足的。当时的农民除了上交公粮（即农业税）之外，还要上交多余的粮食（叫“余粮”），当时的一些官员为了表功和升官，把上交公粮和余粮的数额定得过高，农民辛苦一年下来，大部分粮食都交给国家了。所交的公粮是以物易税，是当时农民应尽的纳税义务；余粮虽然由政府出钱购买，但价格非常低，实际上难以补偿农民的真正劳动价值。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解释，这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必然要经历的痛苦。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主要是靠国内人民的积累，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即把农产品压得很低，把工业品价格提高，通过这个方法进行资本的积累，筹措大规模工业化的资金。可以说，新中国前三十年进行的大规模的工业化，是在广大农民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基础上实现的，每一位农民和农民家庭都为此作出了巨大牺牲。
那时农民家里一年辛苦喂一头猪，除了交税之外所剩无几。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每年也养一到两头肉猪，我们兄弟也积极参与，割猪草，煮猪食，喂猪食，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必修课，但过年杀猪时，我们能够得到的就是一副猪下水、骨头和一些肥猪膘，好肉都上交了。那时的失望心情是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为什么我们兄弟们都这么喜欢吃猪下水？难道吃猪肉、吃猪排骨不更好吗？那是因为吃不到这些好东西，只好拿猪下水来解馋了。后来，我们家改为养母猪，养母猪是比较划算的，母猪一次产崽少则几头多则10几头，把这些小猪崽养到10斤左右再到市场上去卖，如果运气好，碰到供不应求，就可以卖个好价钱，一家的开销就全指望它了，包括兄弟们上学的学杂费，家里的油盐钱，过年买布做新衣服等。
对当时南方地区的农民而言，每年端午节前后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上一季的粮食已经吃完了，新一季的粮食还没有下来，许多家庭都没有存粮了，这就叫青黄不接，现在的人基本上都不知道这个意思了，但对于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那是非常痛苦的记忆，许多人家经常在这个时候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愁下顿，“主粮不够瓜菜代”，“忙时吃干的，闲时吃稀的”，这些俗语都是当时农村和农民穷苦生活的真实写照。母亲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外婆的聪明能干，每年开春之后都会在自留地里种上许多玉米、花生、高粱等，尤其是种植许多玉米，到了农历4-5月份青黄不接时，这些玉米也成熟了，正好接济饥肠辘辘的家人，派上大用场了，这些玉米有时是直接煮熟了吃，但更多时候是将这些新鲜玉米磨成浆，放点糖精，蒸熟成玉米糕，非常可口且耐饱，那时食糖，包括红糖、白糖等都需要票证，且比较昂贵，一般人家是吃不起的。有时候，这些玉米我们家自己吃不完，母亲还会拿一些新鲜玉米去接济其他村民，那些被母亲接济过的村民至今还念念不忘。
（未完待续，下篇：外婆的恩情重如山——关于父母亲的回忆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