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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最初称“义和拳”，是19世纪末活动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团体。其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它最初是由反清复明的梅花拳、白莲教、大刀会等秘密会社互相组合、渗透而成。义和团最初为清朝所不容，可后来为什么又成为清政府认可和借助的抗击八国联军的力量呢？这与19世纪后半叶的社会与政治环境有关。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得到了来华传教的权利，大批传教人员进入中国内地，各地修建起不少教堂。在此过程中，由于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差异，加上有的传教士确有恶行，所引起的冲突乃至“教案”（民众对抗教会的暴力案件）时有发生；出事之后，列强又常常以强权要挟清政府赔礼、赔款、惩“凶”，使矛盾愈演愈烈。此外，西方列强在中国修筑铁路，掠夺中国原材料并倾销商品，令国内许多从事交通运输和传统手工业的人断了生计，百姓普遍认为，只有把外国人赶走才有生路。19世纪90年代，中国还出现了频繁的水旱灾害。天灾人祸，令原有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这一时期的教案，常常不只是起于某教堂、某传教士的独立纷争事件，而是一处发动、他处响应，在周围区域内连成一片的大范围冲突。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村民与教堂发生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之邀前往援助。之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义和拳并无统一的组织体系，以各种民间信仰作为自己的信仰，参加者多为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业游民。
清朝地方官员对待义和拳的态度因人而异，政策也摇摆不定。由于地方秩序不稳，正规军队力量薄弱，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书朝廷，提出可将义和拳改造转化为维护政权的力量。同年10月，山东平原县知县蒋楷领兵围剿义和拳，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正式竖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旗帜，击败了蒋楷的队伍。之后，义和拳被清军镇压，朱红灯等被逮捕。时任山东巡抚毓贤为平息矛盾，承认了义和拳的地位，他把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将教民冲突的责任归咎于教会一方。此举引起列强各国的忌恨，在此压力下，年底，清政府改派练有新式军队的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开始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对之实施大规模镇压。义和团的活动由此向直隶地区（今河北）转移。直隶是外国势力集中之地，也是清政府的统治中心，原来的地方性事件很容易向国际性事件转化。离职后的毓贤在北京受到慈禧太后召见，献策招安义和团。慈禧本来就对西方列强反对她囚禁光绪皇帝十分不满，她采纳了毓贤的建议，于年1月发布了维护义和团的诏令，试图利用义和团向列强施压。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随之从剿灭转变为扶助。义和团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很快蔓延到华北、东北各省，尤以京、津一带声势浩大，仅在北京城内设立的拳民单位“坛”就有余所。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仇视一切外来事物，从毁铁路、拆电线、杀教民、捣毁教堂、攻击外国使馆，逐渐发展成为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和基督教教民的群众暴力运动。
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引起了西方列强的恐慌，他们见清政府镇压无效，便纷纷出兵前往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年5月下旬开始，多国以“保护使馆”为名，陆续派军队进入京、津。6月1日，由法国、俄国、英国、美国、意大利、日本、德国的海军军舰组成的联军（加上后来到达的奥匈士兵，称八国联军）聚集于天津大沽口外。6月10日，英国又决定增派一支由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组成的部队，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赴华增援（后因受到义和团和清军阻击，由另一支军队接替）。17日凌晨，侵略军向大沽炮台发起攻击，攻陷大沽口，又继续进犯天津。面对西方的侵略，清政府的态度游移不定，曾一度允许八国经天津调度小量军力入京，后又试图利用义和团对抗八国联军。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宣布对列强各国宣战，同时悬赏捕杀洋人，这一事件正式演变成为国际军事冲突。八国联军与清军以及义和团拳民展开交战。7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继而攻向北京。
8月14日，北京失陷，八国联军在京城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和王公大臣仓皇西逃。途中，她改变态度，委派全权大臣向列强求和，同时命令清军镇压义和团。面对调转过来的枪口，义和团认识到清政府的真实面目，将自己的口号改为“反清灭洋”。最终，在中外势力的合围之下，义和团被残酷镇压。
在短短几年之间，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反复无常，在镇压与利用之间左右摇摆；义和团盲目排外，对外国人滥施暴力，激化了中外矛盾。清政府企图用义和团的力量去对抗西方列强，无疑是荒唐的，最终清政府战败，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屈辱的条约，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巨额赔款给人民带来十分沉重的负担。落后的国家、昏庸的王朝、荒唐的决策、愚昧的拳民，令中华民族吞食了巨大的苦果。
